因此，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除了考虑资源的内部化战略和市场交易以外，还可以寻求另外的力量获得支持。于是，组织理论家提出了组织间网络理论，指出组织间网络是“居于市场和科层制之间”的第三种力量。该理论认为，组织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环境中，没有哪个组织拥有绝对充足的资源和知识可以独立解决所有的问题。具体而言，组织间网络是“组织间交换互动、一致行动和联合生产的基本社会形态，是法律上相互分离的单元之间非科层制的集合。”;是指相关的组织之间由于长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合作结构形态，通过这种建立在相互依赖基础上的资源传递、知识技术扩散等，最终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组织间网络是相互选择的伙伴之间的双边关系，包含着相互信任和具有长期远景的合作以及得到遵守的共同行为规范，其主要特征包括多中心且平等的公共行动体系，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假设，相互依赖、合作互惠的行动策略，共同学习的政策过程。在组织间网络中，与科层制协调不同的是，任何组织都没有绝对权威，每个成员都具有自治权，不能由某一个组织拥有绝对的官僚统治权，它是通过共同决策、解决难题、共同分享利益和威望的集体运作来管理的;不同于市场协调的是，组织间网络在各种水平上试图以一个精巧的决策委员会来从事协调工作，也就是不仅仅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看得见的手”。组织间遵循互惠原则而弥补了导致市场失灵和科层制失效的缺陷，互惠有助于克服来自成员的机会主义风险。有国外学者对组织问网络与市场和科层制的特征变量进行了总结比较(见表1)，表明组织间网络相对于市场机制和科层制，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它使市场与科层制面临的交易费用最小化，比市场更为稳固，比科层制更为柔性。“如果说价格竞争是市场的核心协调机制、行政命令是等级制的核心机制的话，那么信任与合作则是网络的核心机制”。

 　　三、组织间网络理论在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学中的应用

　　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是基于指挥命令统一性的假设，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国家公共管理日益复杂化，公共事务治理主体日渐多元化，政府在供给公共物品和服务时对多机构、政府间以及公一私一非营利伙伴关系的依赖不断增加，把所有结构层次结合起来是完成一个特定政策目标的关键，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单独地完成对复杂的公共事务管理的任务，因此组织问网络理论逐渐被引入到公共管理研究之中，在促进公共部门间合作以及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以提高公共服务绩效方面，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实际上，由于公共事务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使得政府经常试图通过跨机构的合作来实现其目标、非营利性组织的作用正在日益增大，与营利性企业之间的合作的频繁与多样化令人印象深刻等原因，使得政府管理实践中开始大量地应用组织间网络理论。网络化治理代表的是一种“多一对一多(many—to—many)”结构关系，与等级制下的“一一对一多”(one—to—many)的关系不同。“多一对一多”的关系描绘出了网络的密度和相互关联的紧密程度。即使在“一一对一多”的结构中也存在着网络关系，但网络密度是稀薄的，关联的程度是松散的。所以网络状治理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在权威或权力行使的过程中，政府是其中的一个主体，它与国际组织、地区组织、其他层级的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等形成一种“多边关系(multi—lateral)”，而不是“双边关系(bilateral)”　(见图1)。对于现代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实践中网络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奥图勒(O’Tooler)将其归结为：(1)公共行政中许多问题不能完全分割成小块分别交给不同的部门去处理，必然涉及跨机构之间的合作;(2)处理复杂事务的政策可能需要依靠网络化的结构才能执行;(3)政治性压力使得网络可能是实现政策目标所必需的;(4)必须努力使各种联系制度化;(5)跨部门和不同层次管理的需要，如交通项目管理者面临着残疾人权利保护、频危物种保护和能源保护问题，而不仅仅是交通效率、有效性和土地使用问题。

　　因此，网络在公共管理中的出现不是一时的风潮，而是已经成为政府间管理和契约行政的讨论焦点。从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实践的发展来看，组织间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机制，广泛应用于政府公共管理的各个领域，如公共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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